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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吉丁斯:《推进正义的法律诊所教育》(袁钢译)
2017/9/21


杰夫吉丁斯:《推进正义的法律诊所教育》

袁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月版


    本书是2013年全球正义教育联盟国际会议(世界法律诊所大会)向全球法律诊所教学、研究学者推荐的三本书之一(另两本中一本《完善法学教育》已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把握住法律诊所教育的基本原理,又反映了澳大利亚法律诊所教育的实践,能为中国法律诊所教育的发展提供全面参考,是作为法律诊所教育后来者的角度从历史、现状来重新审视法律诊所教育,是历年非常不错的法律诊所教育研究专著。

    作者:杰夫吉丁斯(JeffGiddings),现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法学教授(ProfessorofLaw,MonashUniversity,Melbourne),全球法律诊所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委员。

    译者: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从2007年起从事法律诊所教育,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法学教育(实践教学)、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伦理、人权法。


    目录

    第一编法律诊所教育的功能
    第一章法律诊所教育:体验学习和反思学习3
    第二章法律诊所教育的整体特征23
    第三章理解法律诊所教育的功能33
    第四章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功能62
    第五章建立与运行法律诊所的影响因素96
    第二编澳大利亚法律诊所教育的案例研究
    第六章莫纳什法学院法律诊所139
    第七章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诊所167
    第八章纽卡斯尔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193
    第九章莫道克法学院法律诊所211
    第三编法律诊所教育的未来
    第十章推动法律诊所教育发展的体制235
    第十一章结论:提高法律诊所教育质量的行动计划272
    参考文献282
    译后记313

 

 

    许身健:推进正义: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独特价值(序言)

    《推进正义的法律诊所教育》一书即将付梓,作为从事诊所式法律教育十几年的法律诊所教师,看到国外同行的这本佳作能够介绍到国内,感到很高兴。说来很巧,我认识本书作者吉丁斯博士将近十年,2007年,他所在的格里菲斯法学院承办澳大利亚法律诊所教育年会,我应邀参会,在会上我认识了这个看上去有些严肃的法律诊所教师。他对诊所式法律教育有着独到见解,有很深入的思考。他是个很有经验的法律诊所教师,会议发放了法律诊所模拟会见教学光盘,学生模拟会见之后由吉丁斯做反馈点评,我觉得他的反馈点评很到位,很令人受益。吉丁斯身材瘦削、高大,虽有浓浓的澳洲口音,但望去有英国绅士之概。他的同事希望他更有幽默感,我也又同感,于是我和同行的中国教师按照他英文名字的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机顶盒。这个外号也有佩服其丰富诊所教学传输能力之意,没有半点儿恶意。两年后在澳大利亚佩斯召开的澳大利亚法律诊所教育年会以及在西班牙召开的全球正义教育联盟(GlobalAllianceforJusticeEducation)会议上分别与他相聚,和他的交谈虽然简短,但很愉快也很受益。而本书译者袁钢博士是我法学院的同事,他是2007年入职的,也就是说2007年我分别与他俩第一次见面相识。袁钢博士原为法学院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副主任,而我在担任法学院副院长之前,曾经兼任过这两个教研室的主任。我与这本书的作者及译者有上述机缘巧合,不禁令人感叹:天下真小!

    我曾经在美国华盛顿法学院担任过访问教授,给美国法科生教过一学期课。该法学院的法律诊所项目在全美名列前茅,这使我有机会了解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况。国内法律诊所最初是借鉴美国法律诊所模式建立的,然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观察其他国家,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状况大体相同,开始引进时对美国同行的经验亦步亦趋,发展经年之后,法律诊所同行结合本土经验,使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地化。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改革运动。我曾经访问过许多国家的法律诊所,依我个人观察,诊所法律教育已经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核心。我曾经将波兰诊所教育基金会编辑的《法律诊所:理念、组织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翻译出版,希望国内同行借鉴国外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验,相互学习,彼此砥砺。现在,乐见袁钢博士将澳大利亚同行的经验介绍到国内,又多了一面参考的镜子。

    这本书关注澳大利亚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理念、组织与方法,强调法律诊所关注法科生学习及服务社会两大目标,指出澳大利亚学生与学者关注推进公平正义问题,作者在书中对几所澳大利亚著名法学院的法律诊所项目进行案例研究,使读者对澳大利亚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见微知著,很有启发性。

    我们知道,所谓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在法学院中设立法律诊所,学生在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办理真实的案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职业技能,而且可以学习职业价值。法律诊所是法学院管理的律师事务所,旨在给学生提供教师督导下的安全职业环境,从而使学生能从事法律实践,从经验中学习。诊所式法律教育恢复了法律职业教育的本来面貌,因为最早的法律教育都是由法律职业者进行的学徒式教育。十八世纪末以来,法学院的兴起使得法律教育的主导权转移到了法学教师手中,尽管法学教师进行的理论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掌握法律理论体系,但不能帮助学生了解真实的司法过程,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缺乏法律实践经验。

    把学生置于职业角色当中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在法科生已有相关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法律诊所教给学生那些在法学院通常不教或者教得不够的东西。法律诊所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向学生倡导这样一种价值,即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也就是法律人要对自己向委托人给出的法律意见负责。学生不再进行所谓某甲在某种情境下如何的所谓法律案例研究,而是面对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地位下的活生生的人,此人的命运可能受到学生法律意见的影响。此时此刻,学生面对的风险绝非分数的高低,而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以及对他人命运的责任感。法律诊所的目标之一就是教会学生正确看待知识以及良知。以往学生是在实习时才开始实践活动,而现在在法学院期间学生就可以学习职业伦理及职业技能。法科生对法律职业的看法或多或少来自于电影、书本、电视,这种认识是美轮美奂的印象。只有在法律实习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认清现实,方才意识到现实和想象截然不同。他们在和真实委托人接触的时候,此时,受到困扰、贫穷、无助、受冤屈的委托人,他们的悲惨命运使学生看到了社会不公正,未来的法律人意识到做一个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和真实委托人接触,学生了解到自己的才智水准,认识到自己未来职业的前景。在法律诊所的经历常常帮助学生意识到他们将来愿意做什么职业,从而有可能减少未来不必要的失望情绪。诊所式法律教育引入法学教育制度的目的也在于向未来的法律人展示向需要得到帮助者提供无私帮助所能获得的满足感。法律诊所并非仅仅是职业学习或者法律应用而已,它也是生活的学校,在委托人身处悲惨、严峻局面的时候,学生面对的是一个和富裕、教育背景良好、文质彬彬的委托人踏入豪华律师事务所截然不同的面孔。从向委托人提供帮助或者仅仅表达关切所能获得的满足感常常要比经济回报要更有价值。委托人来函所包含的对学生的感激之情以及对其办理案件付出努力的肯定对于年轻人开启法律职业生涯具有宝贵价值。这种价值会让学生受益终生。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独特方法在于它以学生为主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而言,其独特性在于,首先,它把学生分成小组,以小组学习的方法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其次,法律诊所指导教师针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的个别性问题,通过向该学生提供个别指导来向其传授职业经验;第三,它通过让学生进行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使学生能够理解委托人的处境;第四,它通过头脑风暴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集思广益,开阔视野;第五,它强调对学习效果的评价和反馈,让学生从评价反馈自身代理案件经历中学习;最后,它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效果,强调法科生要在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下思考法律的实际作用。

    目前,国内法学教育面临改革,以实现培养德才兼备法律人的目标,诊所式法律教育将成为法学院从法学教育转向法律教育的中介。法学教育只关注文本和理论,法律教育则必须关注案件事实和社会现状,诊所式法律教育有助于推进这一转型。

    翻译工作在当下高校考评机制下属于吃力不讨好之举,袁钢博士花费大量时间翻译这本书,实属难能可贵。作为他的同事,欣见其译介工作大功告成,在此表示祝贺。相信本书会为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提供某些借鉴,也会为国内法律诊所同行提升教学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是为序。

 

许身健

201673日于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楼

 

袁钢:《推进正义的法律诊所教育》译后记

 

    翻译本书源于2013129日至19日,译者受到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邀请和资助,参加由印度OPJindal全球大学法学院和德里国立法律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正义教育联盟第七次全球大会和师资培训,本书是该次大会师资培训中重点推荐两本著作之一,另外一本就是由许身健教授与译者等若干法律诊所教师合译的美国罗伊·斯塔基主编的《完善法学教育:发展方向与实现途径》。该次大会来自全球60国家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参加本次会议,译者参加了为期5天第一阶段全体会议和10余场小组会议,参与学习、讨论关于校内法律诊所的角色、自主学习理论、低收入社区法律诊所、大班授课技巧、法律诊所中法律职业伦理等问题;并且全程参加了第二阶段师资培训的全部10场大会和8场分组讨论,会议讨论了包括角色扮演、诊所设计、问题与解决等诸法律诊所教学问题,作为师资培训的成果,译者与佛蒙特法学院法律诊所和实践项目副主任MargaretMartinBarry教授以及来自南非、乌干达、美国诊所教师讨论形成法律赋权中心诊所计划(CenterforLegalEmpowerment),并获得法律诊所教育培训结业证书。

    译者现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主要负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四年制本科生、法学硕士法律诊所教学,以及六年制法学实验班专业实习的组织管理工作。从入职中国政法大学以来,专事法律诊所研究与教学,今年正好是我从事法律诊所教学的第十年。翻译本书也是译者法律诊所教学工作另外一种阶段性的总结。本书的翻译受到译者主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实践性法学教育体系研究的资助,历经两年的翻译、校对终呈读者。作为续貂之言,现就本书名称翻译、法律诊所教师对应的英文以及翻译所感与读者分享。

    本书英文名称为“PromotingJusticeThroughClinicalLegalEducation”,其中如何翻译JusticeClinicalLegalEducation是两个需要解释的问题。Justice可以翻译为公平、正义、司法制度、法官、正当,结合本书内容译者纠结是选择翻译为公平还是正义。严格说来正义公平并不是两个完全相同的语词,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一书认为公平正义是维护国家政治的第一品质,西方有关公平的文献中,公平(fairness)和正义(justice)本身就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概念。此外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justiceasfairness)理论,并不是指正义就是公平,而是指正义原则的内容是由一个公平的程序所决定,而所谓公平程序,则是这个程序并没有对任何一个人特别有利或特别不利。因此,译者决定确定翻译为正义。另外,ClinicalLegalEducation多被翻译为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这样的偏正式短语结构给人直观感觉是法律教育的一种方法。译者曾撰文认为ClinicalLegalEducation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教学模式,甚至可称之为教学理念,因此译者执拗翻译为法律诊所教育

    在翻译本书中,译者发现作者使用不同的英文单词来指称从事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师,在中国法律诊所教育中,一般被称之为法律诊所教师或者诊所教师。本书中,约定俗成地最常用的英文单词为Clinician(直译为临床医师)而,一般来说诊所教师必须承担起督导学生办理案件的职责,因此本书还会使用ClinicSupervisors(直译为诊所督导者)、ClinicTeachers(极少使用),三者可以等同地使用。而Supervisor(督导者)一词外延要更宽泛,除了诊所教师之外,校内法律诊所聘请的兼职导师(Part-timeTutor),或者校外法律诊所的实务工作人员都可以担任对学生督导工作。外延最宽,泛指一切与法律诊所教育有关的人员,包括行政人员、志愿学生等等,可以称之为ClinicStaff(最常用)或者ClinicalPerson,本书中翻译为法律诊所职员。此外,作为法学院的教员,本书中法律诊所教师一词相对应的是AcademicFaulty(直译为学术型教员)或者Non-clinic(al)Faculty(直译为非法律诊所教员)。很明显,在英文中把法律教师视为是异类于从事学术研究教师的。但是,本书也出现了ClinicalAcademics(直译为法律诊所学者)特指兼为从事法律诊所和实体法教学的教师,当然在纽卡斯尔大学还出现了ProfessorofClinicalLegalEducation(直译为法律诊所教授)。另外,译者参考CulturalFluency等词语的中文翻译,以及语词含义,将ClinicFluency翻译为诊所熟稔度,具体解释详见正文,此处不再赘述。

    本书翻译中,译者一直处于怒骂笑嗔,可谓感慨良多,感同身受。例如,本书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必须将法律诊所教育彻底融入法律教育,既有助于法律诊所教育教育与服务双重目标的实现,又有助于法律诊所教育方法与传统法律教育方法的整合,一语中的说明法律诊所教育的重要性。再如,本书作者也描述了法律诊所教师在法学院遇到的尴尬境地,工作难以获得法学院其他同事认同,仿佛像是要保护学术免受法律和法学职业教育的侵蚀;法律诊所教师经常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在任命、绩效和任职等方面不能得到与非法律诊所教员同等待遇,即使是在美国,大部分法学院内的教师表现了对其法律诊所同事的勉强包容;法律诊所教师最为亲近的伙伴是其他法学院的法律诊所教师,而非自己学校内的同事;法律诊所教师往往要扮演管理者、承担法律诊所教师、实体法教师、学者和督导者一系列角色;沉重的教育负担和法律服务的需求使得法律诊所教师很难像其它法律学者一样,把重心放在学术研究之上;传统法学教育方式相比具有极高的性价比等等。又如,作者非常强调严密有效督导在推动法律诊所的重要性;严格督导被视为法律诊所教育的特点;有效督导并非易事,督导者需要全面掌握教育和实务领域的技能;法律建议是由督导者亲自向委托人提出,还是由学生转达也存在不同做法和认识等等。可以说,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所描述的澳大利亚法律诊所教育发生的一切,均在中国法律诊所真实地再现。因此,本书中总结和建议对于完善中国法律诊所教育具有非常重要参考意义。

    最后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领导、同事在工作中给予的大力支持,承蒙许身健教授欣然为本书作序,感谢我的研究生陈蓓蓓、常青、张天舒、杨书欣在翻译四所澳大利亚大学法律诊所研究资料中给予的帮助,感谢我的法学实验班的学生卢稷铨、管洁、邱悦、石聪正和张力虹同学帮助完成部分校对和录入工作,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等辛勤工作。谨记。

 

袁钢

2016625日于海淀区金沟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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